好的，我会按照你的要求，对文章进行语义不变的改写，并适当增加一些细节描写，保持字数大致相同。

　　在八路军华北抗战的历史进程中，出现了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。晋察冀地区的八路军各部队在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，焕发出强劲的生命力。然而，曾经声名显赫的冀热察挺进军却显得来去匆匆，成立不到三年便被撤销，未能持续发展。

　　挺进军的三位主要领导者命运各异：一位被敌人杀害（继任者则因医疗事故去世），其余两位指挥员宋时轮和邓华仅在该部队任职一年便匆忙离开。这三人的离开，是单纯的人事调动，还是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故事？

　　冀热察挺进军成立于1939年1月，当时司令员为萧克，参谋长是程世才。次年2月，为加强领导，成立了冀热察军政委员会，成员由五人组成，分别是萧克、马辉之、伍晋南、宋时轮和邓华。

　　然而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委员会中五人已有两人离职，他们是宋时轮和邓华。两人离开的背后，与一个名叫高志远的人有着密切关系。

　　高志远出生于1907年，籍贯河北滦县。他家族是当地鼎鼎大名的富户，家财万贯，声名远扬。抗战爆发后，日本侵占东三省，势力逐步扩展到华北。高志远热血沸腾，深知“没有国家便没有家”的道理。

　　他迅速变卖家产，购买武器装备，借助其慷慨乐善、深得民心的性格，仅用一个月时间便在家乡召集了200多名群众，组建了一支坚强的抗日民团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高志远所领导的民团与其他民团截然不同。许多民团当时只为守护家园，奉行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的防御原则，战术较为保守。而高志远的队伍则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，主动出击，誓杀汉奸。

　　举例来说，土匪头子刘兰亭是他的儿时好友，但刘兰亭后来不仅阻挠抗日，还投靠了日军。高志远怒不可遏，果断将其击毙。

　　这一行动激怒了另一个著名汉奸刘佐周。刘佐周身为驻滦战区总队长，统领昌黎、滦县、乐亭、迁安等地的万余人马，是华北地区臭名昭著的汉奸势力。

　　刘佐周得知高志远杀了他的手下刘兰亭，立誓报复。然而，还未等他采取行动，高志远便主动出击。某年，驻华日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抵达滦县火车站，刘佐周等汉奸前去迎接。高志远化装成食堂厨师，混入站台，出其不意拔枪射杀刘佐周，震惊四方。

　　刘佐周被杀的消息迅速传遍华北，天津报刊争相报道，连日本及伪满媒体也对此事做出关注。高志远因此声名鹊起，成为日伪军队忌惮的头号人物，甚至被悬赏十万元捉拿。

　　不过，那时的高志远仍颇感迷茫，不知道如何壮大抗日力量。直到1937年，他结识了八路军将领王仲华、李运昌和陈飞等人，才明确了方向。

　　1938年7月，高志远以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身份，携副司令李运昌、洪麟阁，在冀东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大暴动。短短两个月，战火迅速蔓延至20余县，冀东抗联发展速度惊人，人数迅速突破5万大关。

　　连同其他武装力量，总人数超过10万。此时，八路军第四纵队（宋时轮任司令员，邓华任政委）也进入冀东，令抗日形势更趋激烈。两支队伍携手作战，令日伪军节节败退，成功夺回包括迁安在内的9座县城，日伪对冀东的统治岌岌可危。

　　日伪军恨之入骨，调集重兵围剿。面对严峻形势，四纵与抗联之间产生分歧。四纵领导认为冀东属平原，游击战难以持久，抗联损失严重，应撤至山区休整，建立稳固根据地，待明年再反攻。

　　抗联领导则主张继续坚守冀东，凭借群众基础坚持斗争，且撤退至山区不仅路途遥远，物资难以保障，且遭遇战斗风险大。

　　经过激烈争论，最终达成妥协：四纵主力与抗联主力按计划撤往山区整顿，留下包森、陈群、单德贵三个支队继续在冀东坚持抗战。这一决定深刻影响了冀东抗日局势。

　　1938年10月，四纵和冀东抗联在西撤途中频遭日伪袭击，损失惨重。危急关头，李运昌率领抗联残部艰难突围，挺进冀热辽地区，打通了华北敌后抗日力量联系，使抗战形势焕发新机。

　　这支队伍随后发展壮大，成为东北野战军第8、9、11纵队的前身。高志远率领不到两千人的队伍，转入山区坚持抗战。

　　1939年2月上旬，按八路军总部指示，冀热察挺进军正式组建，由宋时轮、邓华的第四纵队与冀东抗日武装合并而成。成立时全军约9000人，配备7000余支长短枪。

　　挺进军分三支队，分别由邓华、宋时轮、高志远担任司令。邓华支队改编成第11支队，约2000人；宋时轮支队改为第12支队，约3000人；高志远的冀热察联军则有3000余人。

　　挺进军司令为萧克，政委是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陈漫远（未实际到任）。为加强领导，成立了五人组成的冀热察军政委员会，成员包括萧克、马辉之、伍晋南、宋时轮和邓华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参谋长程世才不在委员会内，冀东暴动领导高志远同样未入列。马辉之是北方局重要领导，曾任河北书记，入选军政委员会顺理成章。伍晋南为宋时轮支队政治部主任，位列支队第三号人物，令人诧异的是他却进了委员会，而高志远却未被接纳。

　　高志远没能进入军政委员会，心中难免有不满，但他并未公开抱怨，专注于本职工作。然而，他所率的3000多名干部战士却不断施压，要求杀回冀东老家。他们都是冀东人，家人还在那里，乡土情结异常深厚。西撤时，高志远曾承诺暂时撤退，终会打回故乡。

　　士兵们纷纷催促高志远兑现诺言，重返冀东。按理说，革命队伍应服从组织安排，高志远应劝说大家服从命令。然而，他选择支持部队的心愿，向军政委员会提出要先带队回冀东作战准备。

　　这本无可厚非，冀热察挺进军活动范围涵盖平西、平北和冀东，高志远返回冀东仍属军队领导范围，继续抗战。问题是若高志远获准，其他支队也会纷纷要求返乡，势必影响统一指挥。

　　因此，高志远的请求被驳回。表面看这只是内部工作分歧，然而局势随即急转直下。

　　有人举报高志远曾与北洋旧军阀吴佩孚勾结，企图筹集资金“回冀东当汉奸”，此事令挺进军领导震惊，决定逮捕高志远，准备以汉奸罪处决。

　　宋时轮和邓华坚决反对，他们与高志远并肩作战，坚信他不可能是汉奸。但军政委员会其他三人坚持他有罪。最终，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，1939年4月27日，高志远在山南村被执行死刑，年仅32岁。

　　冀东抗联参谋处长李荣久也被以同罪名处死。宋时轮、邓华对处决表示强烈不满，据说宋时轮曾愤怒拍桌。几个月后，两人相继离开挺进军，宋时轮赴抗大学习，邓华被留下，赴雁北组建晋察冀军区第5分区。

　　高志远被处决后，挺进军士气大挫，冀东抗联官兵流失一半以上，仅剩约千人。邓华调走挺进军两个团，进一步削弱了力量。

　　随后两年，挺进军在平西境内境遇艰难。1942年2月2日，冀热察挺进军被正式撤销。

　　那么，高志远究竟有没有汉奸意图？若仅凭与吴佩孚有联系，这理由实属牵强。吴佩孚抗战期间未曾出卖国家，日本曾试图以军火和资金拉拢他，但均被断然拒绝。吴佩孚虽为军阀，却坚守底线，区别于石友三、孙殿英等无耻军阀。

　　日方与吴佩孚长期接触，确实提供了一些物质好处，但吴始终未线日，日本曾在吴宅举办记者招待会，试图逼迫吴佩孚按日方讲稿发言，但他即兴发言，强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，令日方尴尬。

　　从情理上说，一个为抗日倾家荡产、亲手击毙汉奸的人，怎会转而投靠敌人？且高志远出身清白，无劣迹，无害乡里，指控他当汉奸，缺乏依据。

　　所谓与吴佩孚接触的人陈飞，是高志远的秘书。高志远死后，陈飞在挺进军遭到孤立，转任挺进报行政科，逐渐淡出公众视野。建国后曾有人在东北见过他，随后神秘消失，生死不明。

　　引导高志远走上革命道路的王仲华，坚决反对其被处决。高志远死后，王仲华接管部队，不幸患病身亡，系医疗事故。

　　1955年授衔时，宋时轮、邓华均被授予上将军衔，而高志远已长眠地下16年。

　　2014年7月，适逢冀东抗日大暴动76周年，河北滦南县多余屯村举行高志远纪念碑揭碑仪式。除其家属外，诸多冀东老革命家的后代、文化研究会及党史部门负责人均出席，上千村民自发参加。

　　宋时轮女儿宋崇实、邓华女儿邓欣也到场致辞，纪念这位抗日英雄。若高志远在地下有知，定会感到些许慰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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